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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的高考:br文科不考数学 理科不考语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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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教多年,带出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,黄明卿说,这是他最骄傲的事,“终于把知识还给了人民”。

时间,对已经77岁的黄明卿来说充满了回忆,他曾经带过14届高中毕业生和2届初中毕业生,每天早上6点起床,晚上8点多为学生盖好被子后,还要批改作业直至12点,人送外号“老黄牛”,但他认为这是自己最辛苦也是最幸福的时光。

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同年12月在当时的河南省濮阳县文留镇,一个叫黄明卿的17岁农家少年小学毕业后参加了“春季始业”(当时为春季招生),并考上了濮阳中学(现为濮阳三中)。

对于贫困的家庭来说,上学就意味着花钱,这显然不是一件幸运的事,但是硬着头皮到学校报到后,黄明卿惊奇地发现不用交住宿费,一个月还可以领到27斤小米(当时濮阳主食为小米),每天中午黄明卿吃的都是蒸小米,他的记忆里村里挣工分的男劳力也就这待遇了。

两年半的时间一晃而过,当时濮阳县城要将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,通过一次考试黄明卿提前半年毕业,但是他即将面临第二次选择:上高中还是上中专,咬咬牙黄明卿报了高中,却阴差阳错地与一位同学交换名额,来到了濮阳师范(中专),他碰到了“又一次幸运”,不但不用交住宿费、伙食费,每个月还能领到12元的补助,10元钱吃饭,剩下的2元还可以用来理发、买牙膏,这在当时可是掉进了福窝。

1955年6月黄明卿中专毕业,当时他已经找好了实习岗位,这时幸运之神第三次伸出手。

1955年7月,黄明卿以5个学期均是年级第一的好成绩,从濮阳师范学校毕业了。这时的他,又迎来了人生中的“又一个转折点”——高考。

作为一名中专生去参加高考,黄明卿连想都没有想过。他并非不想上大学,而是被允许参加高考的中专生人数有限,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足够出色。快毕业了,学校给了黄明卿一个惊喜:半个月后,他可以和学校其他九名“好学生”一起去新乡参加高考。

接到可以参加高考的通知几天后,黄明卿和同学就拿到了志愿表,开始填报志愿。因为是师范生高考,他只能在志愿表里填报三所师范大学。

因高考就在十余天后,黄明卿和同学根本来不及复习,除了看了看老师“临时救场”画出的要点外,就只看了看书本。7月上旬,学校的马车就把他们送去新乡师院——豫北地区唯一考点,参加高考了。

那时的高考和如今相比,形式上区别并不大。进考场时,一样要带上写有姓名、考场、考号的准考证,只是那时准考证上的照片不是统一照的。

和如今不同的是,那时高考期间吃饭不用考生掏钱。最重要的是,高考考试科目设置有文理之分。

黄明卿清楚地记得,身为文科生的他,只考了语文、政治、历史、地理四门课,没有考他最不擅长的数学。而理科生也不用考语文,而只需考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四门。当年高考的语文作文是“怎样当好一个大学生”,没有限定字数,在黄明卿看来,比如今的题目简单很多,“那时的题目设置都很直白”。

考试结束,坐着马车回到学校的黄明卿,带上学校发给的十余元钱生活费回到了家中,等待录取通知书。

8月末,黄明卿在焦急中等到了开封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:他的通知书寄到了附近的一所学校,到他手中时,已经快要开学了。

收到开封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的黄明卿,因为是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,而一时成了十里八乡的“传奇”。

黄明卿也异常兴奋,这份幸福不光是因为考上了大学,还因为学校管吃管住,只需交3元钱的费用。

对黄明卿来说,当时的大学生活“简直是天堂”,“吃饭是8人一桌,包子一笼一笼地上,油条一筐一筐地上,想吃多少吃多少。”

但类似于天堂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,到了1957年,黄明卿和他的同学们就一起迎来了“同吃同住同劳动”的“三同生活”,一年中有三个月要在附近郊区农村劳动。与此同时,每人每月限量分配36斤粮食,男生们不够吃,只能依靠女生接济。

就因为这段“三同生活”,黄明卿一次在班会上发言时抱怨,“成天劳动,还不如回家算了呢。拉车、刨地谁不会。”因为这句抱怨,他“差点和不少同学一样成了右倾”。

毕业后的黄明卿,被分配到郑州师范附中高一二班任教,并在1962年送走了郑州师范附中(河南省实验中学的前身)第一届高中毕业生。直到文革来了,高考也随之取消了,大学也只接收被保送的工农兵学员,黄明卿“似乎就无事可做了”。

1978年恢复高考后,黄明卿重又带起了毕业班。他1966年时所带的学生,纷纷回到学校参加高考,“那年高考的人,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。”

执教多年,带出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,黄明卿说,这是他最骄傲的事,“终于把知识还给了人民”。

昨天上午,已经退休的黄明卿背着布包到陈寨蔬菜批发市场买了2斤菠菜、4斤半茼蒿和1斤3两笋瓜,途经东风渠时他停住了脚步,一阵微风拂过,散步的情侣在两岸花草的掩映下若隐若现,黄明卿的心也跟着越飘越远。

从1958年到1960年间,郑州人用义务劳动的方式开挖了这条引黄灌溉的东风渠。当时,黄明卿工作的郑州师范附中(河南省实验中学的前身)也分了50米的挖渠任务,黄明卿带着全班的学生开赴郑州八里庙“大战东风渠”,直到现在黄明卿的影集里还留有一张学生的合影,年轻的笑容里满是阳光,然而事实全非如此。

1959年冬天,郑州八里庙,寒风裹挟地上的冰霜铺面而来,黄明卿跳到已经挖了一半的东风渠内,用铁锹背将冰拍碎,这才招呼身后的学生下渠,当时东风渠的两岸虽然还有庄稼地,但是大致模样已经有了,学生和老师们要做的只是将渠挖深、堤岸加固,到了晚上黄明卿住在附近农民家的猪圈里,一觉醒来将边角处床单上的冰抖落后开始工作,3个月后东风渠完工。

黄明卿回忆,1960年、1961年曾两次试放黄河水,由于泥沙淤积造成两岸土地盐碱化,不能继续使用,而此前“郑州郊区的大米比原阳大米都香”。再后来,东风渠成为郑州市北区的主要泄洪、排污河道,他和一些同事偶尔还去渠里洗澡,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风渠就成了郑州著名的“臭水沟”,两岸的楼房也越盖越高。

2003年9月,东风渠花园路桥两侧河道接受硬化、绿化处理,并建设了游园广场,“原先一下雨,东风渠就塌下去一截。”黄明卿说,但由于两岸污水不断流入,污泥不断沉积,附近的游人往往被臭味熏走,2006年以后东风渠进行了彻底地清淤,黄明卿终于好意思跟邻居说“我参与过东风渠建造”。

而他的生活越来越多地充斥着回忆,每每想起那些幸福时光,黄明卿都会忍不住说,不是矫情,真的是没有新中国,就没有幸福的今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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